最近一段时间,“全职儿女”这个群体火了。去年底,豆瓣有人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“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”的小组,目前有超过4000人加入;小红书上,关于全职女儿、全职儿子的笔记也纷纷涌现出来,仅“全职女儿”的关键词下就有4万+的笔记。
(资料图片)
“全职儿女”成为一个新名词,由此带来一系列有待厘清的新问题。在不少人的认知中,全职儿女不就是“啃老”吗?事实上,全职儿女与啃老仍然有一些细节差异,这样的差异体现在哪?父母为何能够接受子女的职业就是在家当子女?全职儿女的工作属性又是怎样的?一些全职子女认为,逃避虽“可耻”但有用,也有人担忧全职儿女作为一种个人选择,或导致个人“社会断乳期”的延长,对此如何评价?
全职儿女等同于“啃老”吗
在全职儿女之前,也有尼特族、啃老族等称呼。尼特族(NEET)在1999年的英国出现,指涉的是“not in education,employment or training”的群体,neet就是由首字母缩写而成,他们是义务教育结束后,不升学、不就业、不参加就业辅导的年轻群体。在尼特族前后,欧美社会还以“袋鼠族”“回飞棒小孩”“赖巢族”等词汇形容那一批已经成年,却仍然跟父母同住,需要父母赞助生活费的年轻人。
2005年前后,啃老族这个称呼开始在国内的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中广泛出现,声势迅速掩盖了尼特族等称呼。自此,啃老族这一群体广泛进入公众视野,并不断被细分。
有一类是主动啃老,自己是四肢发达的成年人,就是不愿意进入职场,也没有任何谋生技能,在家混吃等死,靠父母工作来支撑自己的生活,一点点掏空父母的积蓄和养老金。这类人本质上是品性不佳,他们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中,很难得到舆论同情。
电视剧《断奶》海报如今人们更常谈及的啃老,主要是一种“被动啃老”或者叫“隐形啃老”,其指涉的是,年轻人明明在工作,也很努力,仍然没有办法养活自己,或者没有办法凭借自己的能力购买房子,或者在生育小孩后,无法承担抚育小孩的义务。这时,年轻人就需要父母的帮衬,比如每个月给点零花钱,在买房买车这类大件消费上掏空父母的钱包,生儿育女后由父母来帮忙抚育小孩……
全职儿女与啃老族等群体,有相似的地方,也存在着分野。共同点是,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是一种“逆向代际关系”。
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代际关系是,在孩子未成年时,父母有义务把孩子抚养成人;在孩子成年,并且独立进入社会之后,成年人得自力更生,不仅需要养活自己,也应该具备赡养父母的能力。这是一种“正向代际关系”。
无论啃老还是全职儿女,当事人虽已是成年人,但他们仍然离不开父母的“供养”。这种供养,可能以经济的形式出现(父母支付买房买车的费用),以劳力支持的形式出现(父母隔代抚养子女的子女),或者是父母的人脉资源的支持,等等。这就是“逆向代际关系”。
作为一个新概念,也有可能是一个新群体,经由豆瓣、小红书等平台上全职儿女的发帖,我们可以进一步细化全职儿女这个群体的脸谱,以区别于笼统的啃老族。
全职儿女普遍是城市青年,未婚未育,或者离异未育(有孩子的例子比较少);家里经济条件较好,无论父母是否退休,家里都有一定的积蓄;他们普遍有较高的学历,在求职市场上并不是找不到工作,而是对工作的待遇和条件有更高的要求,宁愿花点时间找个理想工作,哪怕暂时需要由家里养着……
虽然叫全职儿女,但他们一开始选择这个职业时,几乎都没想过要把这个职业做到老。全职儿女会帮忙家里分担一些家务,或者给父母带来一定的情感慰藉,但他们的主职不是“做子女”,而是备考——考研、考公、考编或者考大型国企,“上岸”是很大一部分全职儿女最重要的KPI。
当然也存在一部分的全职儿女,确实就是全职在家做儿女,陪伴父母。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,孤独的老人越来越多,很多子女很成功但给老人的陪伴显得非常奢侈,因此对于一部分经济已经自由的老人来说,他们对子女社会化意义上的“成功”并不那么看重,反而更珍惜“父母慈,子女孝”的时光。
总的来说,全职儿女多数不是真的全职,或者说全职一辈子,他们以备考族为主,花费一两年或者更长的备考时间,大概有点类似于国外的“间隔年(gap year)”,暂时的停歇是为了更好的出发。
全职儿女为何得到父母支持
初职是每个人人生中重要的时间节点,也是“社会断乳期”的关键标记。全职儿女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遇到困难时的过渡职业,父母的帮助和支持起到一个“托底”的作用,也让社会断乳期有一个缓冲。显然,父母的支持是全职儿女得以广泛出现的前提。
那么,父母为何愿意支持?
这有现实方面的原因。年轻人的奋斗,既需要考虑到个人的努力程度,也需要考量到历史的进程,当前的客观大环境的确给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带来不小的挑战。并不只是中国,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,很多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年轻人“赖巢”的现象。不久前《金融时报》的一则报道称,“啃老族”比例的上升应该为世界各地敲响警钟在全球范围内,这一比例已悄然升至20%以上,为近20年来所未见的水平。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,不少人即使有就业机会,也往往专业不对口,薪酬很低,且非正式工作。就像有全职儿女说的:如果我们能够很顺利地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好工作,那又何必在家当全职儿女呢?
中国父母支持全职儿女,也有传统的原因。费孝通曾将中国的代际关系与西方代际关系分别概括为“反馈模式”和“接力模式”。中国的反馈模式是“抚育-赡养型”,上一代抚育下一代,下一代赡养上一代;西方的接力模式主要是“抚育型”的,上一代抚育下一代,下一代抚育下下一代,两代人之间的赡养关系并不那么明显。
在反馈模式中,代际联系紧密,父母倾其所有地帮助孩子,既因为对孩子爱得深沉,也因为父母无意识中隐藏着一种功利性的诉求:帮助孩子独立、成才、成功,也是在帮助父母自己,毕竟父母老了需要子女赡养。情与理的交织下,很多中国父母对子女承担的是“无限责任”。父母口头上会说,孩子成年人了就应该独立了,应该去把握自己的人生;可如果孩子真的没有能力把人生过好,父母又比谁都操心,根本没办法真正放手,还是会竭尽全力帮助子女,这种帮助甚至建立在自我牺牲的基础上。
进而言之,中国的反馈模式本质上是把家庭看做一个利益共同体——而不仅仅是情感共同体,家庭就是一个集体,父母与子女共荣共存,父母会将子女的利益最大化看做自己利益的最大化。所以,很多父母愿意掏空钱包帮助孩子买房——至少在昔日房产一直上涨的趋势下,房产升值就是家庭资产的升值,买房是孩子有能力的象征,父母不仅脸上有光,内心也对老年生活更有安全感。父母并不会将子女的隐形啃老视为“代际剥削”,相反,他们会把这当做对子女的“投资”,投资的多少和成败决定了日后所能从子女那里得到多少“反馈”。
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诉求,很多父母选择支持子女成为全职子女,全力备考。“子女上岸,全家光荣”,子女获得了稳定生活的入场券,父母的老年生活也会少操心、更安逸。
由此,在一些全职儿女的采访中,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现象:如果孩子全身心备考,父母愿意给予经济支持;可如果子女“全职”期间去看演唱会、经常跟朋友出去逛街,或者想买奢侈品,哪怕孩子是父母手掌中的宝,父母经济能力完全支撑得了子女的消费,子女的这些行为也很难得到父母的支持。因为从“投资”的视野来看,这些做法都是分散注意力,属于“不务正业”。
在不少全职儿女身上,父母的支持还有一个特殊的时代原因——子女是独生子女。在以前的多子女时代,兄弟姐妹之间隐约存在一种竞争关系:谁能得到父母最多的宠爱,谁能得到父母的更多财产?父母会尽量表现得不偏心,子女会尽量表现得够成才,兄弟姐妹之间会避免嫉妒的出现。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,如果有子女成为全职子女,处境上多少显得微妙和尴尬。比如家里有兄弟姐妹的全职女儿,哥哥就质疑父母:为什么昔日没有像支持女儿那样支持自己?
当前成为全职儿女的,独生子女为多数。父母只有一个孩子,进一步强化了父母的无限责任:只有一个孩子,不疼这个疼哪个;也进一步强化了家庭的共同利益:孩子好了,这个家庭才会更好。父母更愿意支持孩子的全职备考。
全职儿女的工作是“情感劳动”吗
很难有完全纯粹的爱,也很少有绝对理性的投资人。父母对全职儿女的爱与支持是一方面,但父母难免受到外界评价的影响,继而在言语中给子女施加压力或者贬低子女,同时,全职儿女的学习状态、考试成绩也会影响父母的态度和支持。试想,如果孩子备考两三年时间,却始终看不到上岸的迹象和希望,父母的支持还会一如既往吗?
这时,很多全职子女会帮父母做一些家务,或者付出一定的情感劳动,尽量讨父母开心。这成为一些全职儿女抱怨的内容,即家庭仍然是“职场”,他们不仅要付出体力劳动,还要付出情感劳动,比如要调和父母的紧张关系,比如要满足父母的情感需要,比如尽量不跟父母顶嘴和吵架,等等。
情感劳动之说,一方面是削弱了全职儿女的职业“耻感”——论证着这个职业并不好做、自己也付出不少,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一部分全职儿女的不满——他们认为自己遭遇“盘剥”,尤其是情感上,拿人手短,他们不得不迎合父母。无论是豆瓣还是小红书,类似吐槽的帖子不在少数。
人们很容易将全职太太和全职儿女联系起来,既然全职太太在舆论中得到那么多支持,全职儿女是否也能如此?
阿莉·拉塞尔·霍克希尔德《心灵的整饰:人类情感的商业化》书封“情感劳动”之说,出自美国社会学家阿莉·拉塞尔·霍克希尔德。她对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的乘务人员和收帐员做了深入的个案调查,发现以空姐为代表的服务业工作人员,不仅从事体力劳动,还需要有情感的投入,即她们需要隐藏自身真实的情感,而表现出企业所规定的“正确”的情感。比如就算空姐遇到无理取闹的客户,她都要保持微笑、耐心沟通,哪怕内心深处觉得客户实在可恶。服务人员的这种自我压抑,就是一种情感劳动,情感劳动会造成个体情感的衰竭、疲惫和异化。
情感劳动这个概念很快被女性主义者所捕捉,并进一步发现一些隐蔽的女性困境。比如在职场工作分配中,女性更多承担情感劳动属性的工作;在家庭这样的私密空间,情感劳动同样存在。一方面是全职妈妈家庭照顾活动的无酬化,另一方面是全职妈妈在家务活动中不仅需要付出体力劳动,也需要满足家庭成员各种各样的情感需求。比如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,全职妈妈提供的不仅无微不至的生理性照料,还需要有爱、坚韧和耐心。
情感劳动之说,既揭示了女性在传统性别机制下的困境,也揭示了更隐蔽的事实:不仅仅是公领域,女性在私领域的情感劳动也是资本追逐利益的工具。
玛利亚罗莎·达拉·科斯特在经典文献《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》指出,妇女的无偿家务生产着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最昂贵的商品:劳动力。“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,而正是对妇女的奴役确保了对男性的奴役”,在家庭生活中“剥削”女性,方便于男性在职场上“被剥削”。国内女性研究者宋少鹏也尖锐指出,“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,个人(往往是男人)在公共领域中的职业表现,需要私人领域中亲情的无偿支持。比如,性别化的分工(妻子承担的照料劳动和情感劳动)和代际分工(分担照料责任、甚至负担房屋等生活资料的开支)……”
全职妈妈的情感劳动受到父权制和资本市场的双重挤压。全职儿女的情感劳动也适合这样的论述吗?
虽然全职儿女也是在私领域里工作,却全然不同。很多女性成为全职妈妈是由于母职压迫,但成为全职儿女更是子女的主动选择(虽然是大环境下的被迫选择),它是父母对于未能成功“社会性断乳”的子女的托底,是父母给子女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支持。
另一个不可忽略的点是,赡养父母本就是子女的义务,这是宪法明确规定的。赡养,不仅包括经济上供养、生活上照料,也包括精神上的慰藉。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分歧:当全职儿女认为自己尽量压抑自己的脾气让父母开心,究竟是情感赡养,还是情感劳动?
在几家媒体对于全职儿女的访谈中,让人印象深刻的是“一条”中一个访谈者的说法。访谈者说,“我在外面因为工作需要,关心着各种议题,比如人口老龄化、老人的数字生活等等。但实际上我没有做到。我还记得有一件事让我很崩溃。
“我回去后才发现我妈妈在抖音电商上,买了很多乱七八糟的陶瓷杯和附有所谓证书的一箱玉石首饰。父亲节我送了我爸全身水洗的剃须刀,但是他不知道它防水,一直是用棉签一点点把胡渣清出来。我当时觉得非常难过,原来我爸妈也非常缺少关怀,我已经有两年对他们的生活一无所知了。
“当时我觉得自己非常不能自洽,假如我平时的工作是做公益传播,我告诉大家老年人使用数字产品的障碍,但我爸妈却依然有这方面障碍……”
最后访谈者说,“年轻人似乎都忙着在外面拯救世界,但却没人帮爸妈洗碗”。很难得这个访谈者有这样的自省意识和深切观察。
“忙着在外面拯救世界”,确实是这一代年轻人的普遍特征。他们学历很高,文化素养很高,个人意识鲜明,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,对于各种侵犯他们权益的做法“绝不饶恕”……继而我们也很容易看到一种迹象,比如豆瓣以前的小组“父母皆祸害”,比如小红书那些批评父母的帖子底下一众“跟你父母切割关系啊”“他们对你不负责,老了你也别管他们”的留言。好像只有敢于与父母切割,只有把“不合格”的父母舍弃,才能标榜他们的个人主义和女性主义,他们以此为荣。
所以,这一代年轻人中的很多人,经济上无法赡养父母不说,连情感上给予父母必要的慰藉都做不到,他们失去与“三观不合”的父母沟通的意愿和耐心,忙不迭认为自己是在“情感劳动”,父母是在剥削者。
随着城市化的进行,个人主义的崛起,父辈权威的进一步旁落,传统的孝文化早已经被冲击得七零八落。尤其是进入独生子女时代,很多独生子女有这样的意识——“父母的都会是我的”“父母老了得靠我”,这多少让他们“有恃无恐”。虽然传统孝文化当中有许多糟粕的内容,但赡养老人不是最基本的义务和底线吗?
以此观之,很多怨言不断的全职儿女,本质上是什么权利都要,什么义务不想承担。他们既无力成为阎云翔所谓的“自决个体”,也不愿承担赡养的义务,各种主义的口号喊得很响,在社交网络上抱团取暖、自我感觉良好,其实不过是“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”和“无公德的个人”,自私又自恋。
这样说似乎是有些严厉了,但也仅仅指涉全职儿女中很小的一部分——将与父母耐心的情感沟通视为父母剥削自己的“情感劳动”。我们当然也知道,确实存在很多观念落后、态度蛮横、很难沟通的父母,他们也可能给子女造成了心理阴影,也确实有一部分父母以给孩子经济支持为由进一步干涉子女的决定,那么合适的做法是尽量成为“自决个体”,让自己尽快独立起来,挣脱对家庭的依赖。不要既不想吃苦、想依赖父母过轻松的生活,又对父母怨气冲天。把自己的全部“失败”甩给原生家庭很容易,但自怨自艾顾影自怜也只会让自己成为困兽。
全职儿女可持续吗
在一些与父母相处融洽的全职子女看来,逃避虽可耻却有用,这份工作似乎可以一直做下去。然而,对它的担忧和质疑未曾停止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,“社会性断乳”的一再延迟。
个体要实现社会性断乳,至少需要拥有养活自己的能力,需要一份养活自己的职业。全职儿女只是社会性断乳的暂时延长,最终目标应该是让孩子强筋健骨后,更好地“断乳”,而非继续延长。
但学者撒凯悦、罗润东的调查发现,家庭中代际的财务转移对青年群体就业及其工资水平影响显著。父母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时会对子女就业产生负向的“信号”作用,子女就业的动机减弱,且工资水平较低;反之,向父母提供物质赡养的青年群体就业概率更高,其工资水平也相应更高,且“养老”对青年群体就业的刺激作用大于“啃老”的抑制作用。学者刘达禹、赵恒园、徐斌的另一份调查也佐证了类似的结论。调查发现,“啃老”已然成为当下阻碍适龄劳动人口参与劳动的核心因素,而照料老人会提升个体的劳动参与率,根据边际概率计算,啃老造成的负向影响更为严重。
换句话说,社会性断乳越晚,可能只会让孩子更加无法适应社会。考公考编无异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,上岸的概率并不高,这意味着一些人不得不将全职儿女这份工作一再延长,越是延长,进入职场的主动性就会更低,甚至有可能催生“代际福利陷阱”“代际剥削”,子女丧失进入社会的意愿和能力,慵懒躺平,从“全职儿女”变成“主动啃老”。
与此同时,全职儿女固然可以得到父母暂时的庇佑,但随着父母年纪的增大,收入的降低,以及大病等意外风险的侵扰,如果没有子女力量的支撑,家庭这个庇护所只会愈发显得脆弱,甚至导向“双重破产”的局面:父母与子女一损俱损,子女将父母拖入贫困的深渊。
这一点,日本社会并不鲜见的“老后破产”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最直观的教训。失业的成年子女与父母一起生活,父母的养老金无法覆盖日常支柱,家庭的经济压力就会陡然增加,并有可能破产。跟发达国家相比,我国的保障制度仍有长足的进步空间,一旦出现“老后破产”局面,形势只会更严峻。
一些全职子女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类问题的存在。譬如有人在采访中说,“可能有一天家里真的缺钱了,我也会出去打工,就是为了钱,为了生存打工”。只不过,工作意愿和工作能力是两回事、“孝力”与“孝心”也是两回事。在家庭全职越久、脱离社会越久,社会化的过程就越辛苦,届时已经不是你愿不愿意工作的问题,而是你能不能适应工作、职场愿意不愿给你工作机会的问题了。
结语:暂时逃避才有用
我们并不否认,现实中存在那种特别有钱的家庭,经济上完全自由,子女只要不败家,坐着收租就可以活得很好,这样的家庭无所谓孩子是否有成就。只是,大多数家庭都比较普通,全职儿女可以是暂时的过渡、是“gap year”、是职业的准备,也可以是亲子关系一次思考的契机,但成为长久的职业确实值得商榷。
如今年轻人发明出“全职儿女”这样的新称呼,可以看出年轻人试图将这个群体“脱耻”,让更多人去除对这个职业的偏见、认同它的价值。有时候,舆论也会通过反讽“隐形啃老”,论证这个职业的合理性。这种论调都是这样说的:全职儿女好歹在家里陪伴父母,也只是从父母那里拿到零花钱,而那些所谓“别人家的孩子”,去了大城市虽然找了份工作,但买不起房要家里出首付,还不上贷款要家里人退休金补贴,结婚生子需要老人带娃……这种掏空老人钱包的“啃老”难道不是更为严重?
但诚如前文笔者所言,对于很多父母而言,家庭是一个利益共同体,投资房产、投资孩子的未来是一项集体决定,在父母的认知中,孩子独当一面、功成名就了,父母也是受益人。父母或许并没有享受到直接的收益,但他们有心理上的成就感和满足感。并且,相较于前路渺茫的全职儿女来说,那些在大城市已经立足的年轻人已经社会性断乳,这反而是能够让父母放心的一个重要体现。
中国隐形啃老现象的普遍,主要是中国城市化成本太高了,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多少需要父母的经济支持。全职儿女如果真的上岸了,他们大概率也要继续隐形啃老。所以,全职儿女并无立场去嘲笑那些买房需要父母支持的人,他们不是不想要父母的支持,而是他们此时连买房的能力都没有而已。
所以,逃避只有是暂时的时候,才有用。全职儿女无法一辈子都将家庭作为职场。尤其是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,社会压力与日俱增,年轻人如果失去主观能动性,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或借口延长断乳的时间点,那么有可能只是让风险累积并加剧。
一代有一代的承担,我们并非合理化现实问题,而是我们只能跨过现实的障碍往前走,一无所有的我们别无选择。全职儿女需要综合考量父母的意愿(父母是否支持)、家庭的经济条件(是否拉低了家庭的生活水平)、个人水平(备考后成功的几率),并给自己设一个职业期限。断乳那一刻很痛苦,可如果年纪越大还断不了乳,只会更痛苦,最终还会拖累父母一起痛苦。
参考文献:
《36岁不婚不育,她裸辞回家:吃住全免,太爽啦》,公众号“一条”,2023-06-11
蒋晓平:《逆向代际关系:城市从业青年隐性啃老行为分析》,中国青年研究2012,(02)
刘汶蓉:《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——基于上海两类“啃老”家庭的比较》,社会学研究2016,31(04)
苗国,《隐性啃老的中年危机:夹心世代的代际互惠与青年自觉》,中国青年研究2023,(03)
撒凯悦、罗润东:《“啃老”还是“养老”:家庭代际财务转移与青年就业的关系》,甘肃社会科学2018,(06)
刘达禹、赵恒园、徐斌:《理解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之谜——源于“家庭老年照料”还是“啃老”行为?》,人口研究2022,46(0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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